罗曼罗兰、弗洛伊德、茨威格的一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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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善若水 发表于 2015-3-26 10:16: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弗洛伊德与文学的结缘早在童年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早年的弗洛伊德常常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而废寝忘食地飨读古今文学名著。成名之后,他一方面一直保持同文学界的联系,并参加到文学创作的实践之中。这一切使得他对文学理论、文学史以及写作方法问题,都有很深的认识和造诣。在1930年7月,为了奖励弗洛伊德对文学创作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德国歌德协会专门为其颁发了文学奖金。
弗洛伊德本人的写作能力很强,文风优雅、朴实。他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既要表现浪漫和想象的色彩,又要通俗、简朴,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和理解。这种基本观点与弗洛伊德研究精神分析学的态度是一致的。在他看来,一切精神科学以及与此有密切关系的人文科学,都必须反映人类心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只有这样,写出的作品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弗洛伊德从20年代起,便开始与罗曼·罗兰、托马斯·曼、斯蒂芬·茨威格[(StefanZweig,1881-1942,奥地利小说家。生于维也纳一个工厂主家庭。擅长运用心理分析方法进行创作,其代表作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等文学大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常常探讨他们所共同关心的文学问题。早在1915年,20世纪初最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就曾到维也纳拜访过弗洛伊德,并在弗洛伊德家度过了愉快的时光。里尔克的象征主义文学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弗洛伊德的理论为文学家开启心灵的大门提供了钥匙,但不问的世界观的作家可以沿着这条道路而达到不同的终点。其中象征主义文学流派就就是在尼采的悲观哲学的影响下,片面地应用了精神分析学的成果,从而产生了一大批脱离现实、悲观厌世的文学作品。
1924年,罗曼·罗兰在茨威格的陪同下拜访了弗洛伊德。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三个人各抒己见,探讨着文艺创作和人类心理活动的关系。当时罗曼·罗兰能同茨威格一起访问弗洛伊德,并不偶然。三人很早就建立了书信关系,罗曼·罗兰就曾写信给弗洛伊德说,他非常感谢弗洛伊德对他的赞赏;他还提到他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一直在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茨威格也在给弗洛伊德的信中表达对弗洛伊德的敬仰,他写道:“我认为,你必须为公众树立起你的形象,因为你已经通过你的生活给这一整个时代留下你的印记。”此外,这三位大师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代表了一群经受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考验、并在考验中发生思想转变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弗洛伊德在战争爆发初期曾对德国政府的战争政策缺乏深刻的认识。在战争过程中,战争给人民和科学文化事业带来的破坏,使弗洛伊德开始厌恨这个“可恶的时代”。罗曼·罗兰、茨威格是经历了同样的思想转变过程的。所以,他们在一起,不仅对文学创作问题,而且对一般的人生观问题,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弗洛伊德从心理学的角度构建了自己的一套文学理论。他认为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心理活动确实是异常复杂的。作家可以在心理的三个层面--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进行活动。创作者在三种心理领域中自由翱翔,当然有利于作品的浪漫性和深刻性。一个有高度文艺修养和敏锐的观察能力的作家,可以很熟练地把他所观察到的事实用各种适当的想象、幻想的形式表达出来,其选择题材的准确性及其表现手法的技巧性,结合在一起可以创造出极其感人的作品来。文学作品,从其表现形式来看,与哲学这门科学的表现形式有根本的不同。文学形式必须富有戏剧性,富有幻想或想象,生动而具体。这和梦所表现的潜意识活动形式有很大的相同点。因此弗洛伊德说,在文学创作中,恰恰需要放松意识和理智对于潜意识的控制力,使潜意识获得任意驰骋、自由联想的机会。但是,在潜意识活动之中和之后,作者毕竟还是有理性的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发挥“自我”和“超我”对于“原我”的控制作用,保持意识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的独立自主的领导地位。归根结底,文学作品是创作者的头脑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并不是纯粹情感的表现,而是理智与感知、意志与感情、意识与前意识和潜意识的联合表现。弗洛伊德在自己著作中,反复强调了潜意识在文学创作中所起的作用。例如,他在《梦的解析》中指出歌德等大作家都是以潜意识的活动来构思,然后在他们的创作活动把有意识思考同潜意识的灵感相结合。
关于无意识的灵感在文艺创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就已由古希腊的伟大哲学家们所发现。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现实的模仿和再现。认为悲剧是艺术的最高形式,因为悲剧可以“洗去”人们感觉中的一切丑恶和下贱的东西,从而使人高尚起来。这就是说,悲剧可以“净化”人们的感情。我们看悲剧曾掉眼泪,这就是说,心中的痛苦的残渣已经解消。这种“净化”,和弗洛伊德所说的“涤清法”一样,可以荡涤心中的一切烦闷、矛盾,解除被潜抑的观念的紧张状态,使那些早已跃跃欲试、企图发泄的感情终于宣泄出去了。弗洛伊德的艺术论的基本论点就是这样。
1928年,弗洛伊德发表了论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弑父者》。弗洛伊德这篇文章是从1926年春开始着手写作的,这是弗洛伊德论文学心理学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进行了艺术评论。弗洛伊德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和索夫克列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是文学史上三部表现俄狄浦斯情结最典型、最优秀的作品。
1932年,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TomasMann,1875-1955,德国小说家和散文家,192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代表作是被誉为德国资产阶级的“一部灵魂史”的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访问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享有盛誉的作家。两人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弗洛伊德说:“他说的一切都是非常明了的、可以理解的,这些谈话使我了解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其实,早在1929年,托马斯·曼就已经在一篇题为“弗洛伊德在近代精神科学史上的地位”的文章中,高度地评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及其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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